外交案例 | 顾维钧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拒签对德和约(下)
作者:吴建民
1939 - 20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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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;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、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;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。
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,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,中国驻比利时使馆、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,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,中国驻荷兰大使,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、大使,中国驻法国大使,外交学院院长,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,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、国际展览局主席等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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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维钧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拒签对德和约(上)
顾维钧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拒签对德和约(中)
正文
二、顾维钧面临的选择
此时,顾维钧面临着三种选择:
1
签字
在由英、法、美等大国控制的和会上,山东问题已经无法挽回,随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和会的中国驻法公使胡惟德、驻意公使王广圻等主张保留(即对条约有关山东问题的声明持保留立场)不成就签约。而中国政府当时也已决定签字,如有可能,则附以保留。陆徵祥开始主张按照国内指示签字,但后来经过顾维钧的说服,同意了在保留不成功的情况下拒签。
2
溜掉
面对着来自国内外日益强大的压力,代表团日渐涣散。一些担任代表团顾问的中国驻欧洲各国公使相继返回各自任所,就连正式代表驻英公使施肇基也在6月上旬离开巴黎返回伦敦了。
6月中旬,陆徵祥又电北京,以生病为由请辞外交总长一职,并且不待回电就住进了医院。
整个代表团可以说是一盘散沙,群龙无首。顾维钧并不是代表团的一把手,完全可以像其他人一样摆脱责任,趁机溜掉。
3
拒签
顾维钧深刻认识到签不签和约事关重大,他和王正廷等人坚决主张保留不成就拒签和约。顾维钧的态度十分明确:
日本志在侵略,不可不留意,山东形势关乎全国,较东三省利害尤巨。不签字则全国注意日本,民气一振,签字则国内将自相纷扰。
”在《顾维钧回忆录》中,他也谈道:“我的态度自始就是对山东问题不能取得保留就应拒签。”面临着可签可溜的严峻形势,顾维钧勇敢地挑起了中国代表团的重任,成为代表团后期实际的主持人,在最终拒绝签署对德和约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三、具体操作过程
在列强决定牺牲中国的利益之后,顾维钧作出了巨大的努力,力图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利益。
1
表示抗议
顾维钧明白山东问题已经很难挽回,中国只能改变策略,力争申明保留后签字。但是,美国、法国等列强明确反对中国对和约申明保留后签字。于是在巴黎和会上,顾维钧为中国代表团起草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递交新闻界,抗议对中国的不公正待遇。
2
多方游说
除了抗议之外,顾维钧连续会晤了各国代表,试图找到最终解决问题的方法,而且又进行了多次成功的演讲,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同情。但是,列强交易已作,逼迫中国代表全面接受和会的安排。
3
毅然拒签
“中国无路可走,只有断然拒签。”这是在没有国内指示的情况下,顾维钧毅然决然作出的决定。
1919年6月28日是中国外交史上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,中国代表团集体缺席巴黎和会,在保留不成的情况下,拒绝签署对德和约。
顾维钧代表中国代表团致电北京政府,汇报了拒签的情况。拒签的行动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在与列强交涉中“始争终让”的惯例。在中国需要她的外交官为主权挺身而出的时刻,31岁的顾维钧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历史的重任,他的爱国行动被永远载入了中国外交史册。
四、启 示
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拒签行动顺应了民意,得到了国内民众和舆论的支持和欢迎,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和钦佩。
从这一外交案例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:
(一)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”
对于外交官来说,祖国高于一切,使命重于泰山。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堪称典范。
顾维钧、唐宝玥和顾德昌
在参加巴黎和会之前,顾维钧的妻子唐宝玥因西班牙流感刚刚去世,而在十天之内使馆内一位二秘的儿子和一位三秘的太太也死于同病,整个中国使馆笼罩在悲伤、消沉的气氛中。唐宝玥去世时留下了两个孩子,第二个孩子出生仅几个月。家庭的巨大压力使顾维钧曾一度考虑过辞职,并且递交了辞呈。
但这是中国外交的关键时刻,而北京政府实在无法找到比顾维钧更为合适的人选,因此出于报效国家的考虑,顾维钧最终还是收回辞呈,毅然接受了参加巴黎和会的任命。
在巴黎和会上,顾维钧可以有许多选择。他在中国代表团中年龄最小,资历最浅,可以不必为代表团的成败承担过多责任。但是,顾维钧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,承担起了代表中国的主要责任。他凭借高超的外交技能、渊博的学识,精心准备了在和会上的每一次发言,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,为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。
在和会的最后阶段,面临严峻的局势,中国代表团四分五裂。但此时,顾维钧没有退缩,而是毅然决然地承担起了历史的重任,率领中国代表团坚决拒签《巴黎和约》,维护了国家的尊严,为近代中国外交写下了绚烂的一笔。
总之,顾维钧对国家、对人民负责的精神,为国家利益竭尽全力的行动,反映了他的拳拳报国之心,值得每一位中国外交官学习。
(二)把握民心和国际大势的历史潮流
顾维钧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,具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,准确把握了历史的发展方向。
面对列强逼中国签约、中国内部又四分五裂的危机局面,顾维钧保持了清醒的头脑。“五四运动”在国内声势浩大,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、收回德国租借地的愿望是北洋政府无法阻挡的。虽然中国驻法公使胡惟德、驻意公使王广圻等主张保留不成就签约,而中国政府当时也已决定签字,外交总长陆徵祥对此也持默许态度,但是顾维钧认识到了民心不可侮、民意不可违,中国要求自由、独立和解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,因此他最终选择了拒签。
历史潮流,浩浩荡荡,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。优秀的外交官必须具有历史的眼光,看到世界的潮流,在重大问题上作出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利益、符合历史潮流的正确选择。
(三)弱国有外交,更需要杰出的外交家
“弱国无外交”是概括近代中国外交屡遭屈辱最常用的话,但是,这并不意味着弱国在外交上无事可做。在国际外交史上,小国、弱国外交搞得很漂亮的事例并不少。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,是对“弱国无外交”这一提法的有力挑战。实际上,越是弱国就越需要外交。
- 未完待续 -
文字 | 《外交案例》吴建民著(出版于2007年)
图片 | 网络
编辑 | 走近外交 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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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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